有經濟學者認為，融入大灣區發展，香港才能有機會把自身的軟硬實力釋放出來。圖為廣州珠江兩岸。
（大公報 記者 黃釔淼）「所有的經濟學都會告訴你，規模經濟很重要，如果只是在香港這麼小的市場內循環是不行的，一定要到周邊，特別是大灣區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和投資機遇。」
香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經濟學教授、亞洲環球研究所總監鄧希煒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指出，香港經濟融入大灣區發展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這讓香港有機會釋放本身的軟硬實力，解決香港面對的經濟困局。他建議香港要利用好「一國兩制」、普通法、國際化等軟實力的優勢，扮演好中國和其他地方，特別在當前地緣政治條件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橋樑角色。
統計處早前預估，2023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按年實質升3.2%。鄧希煒認為，近來可能有一些新常態，例如民間消費降級、對未來的預期不那麼正面，而且本地消費市場疲軟、北上消費潮等，都影響了整體經濟復甦的速度。而地緣政治也持續影響資金流入香港，令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表現都不如預期，但他認為香港的經濟表現「當然有進步空間」。
善用內地資源 增產學研互動
鄧希煒認為，要解決香港面對的社會和經濟的困局，「融入大灣區這個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也只有融入大灣區經濟發展，香港才能有機會把自身的軟硬實力釋放出來。」他說，香港700多萬的人口，是一個小市場。比起大灣區其他城市幾千萬人，即使在疫情期間沒有對外開放，但依靠內部競爭，生產力也比香港進步得更快，所以香港現在更要追落後。
他說，香港有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在產業多元化上，一定要和大灣區其他先進工業做得比較成功的城市增強互聯互通和產學研的互動。香港有好的大學、好的基礎研發，但做不到商業化，是因為市場太小了，而且香港也沒有了工業基礎。不利用大灣區的優勢，特別是其他城市的資源和土地，香港很難突破，實現經濟轉型。
「所有的經濟學都會告訴你，規模經濟很重要，如果只是在香港這麼小的市場內循環是不行的，一定要到周邊，特別是大灣區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和投資機遇。」他說，海外投資者如果想投資中國的話，一定是瞄準中國龐大的市場，和中國的新科技發展。如果要投資人工智能、大數據、自動化、新能源、電動車等領域，一定要到大灣區。
助力企業發展「無形資產」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可以更好提振資本市場的表現，鄧希煒認為，一直以來，企業對無形資產的處理都非常模糊。他說，美國的七大科技企業，很大部分的市值並不在他們的銷售，而在他們的潛力，特別是他們擁有的科技、專利這些無形資產。他們將這些無形資產當作一些可以買賣的資產，也體現在公司的賬目中。他說，香港雖然對無形資產的保護做得不錯，但在無形資產的估值和無形資產的交易方面缺少支持和鼓勵。他認為可通過知識產權貿易和商品化，形成一個框架，鼓勵企業將無形資產轉化為有價值的資產，從而提高他們的估值。
鄧希煒又補充，對於歐美的資金，特區政府相對被動，可以考慮開拓包括中東在內的其他資金來源地；在與內地互聯互通方面，也有小門可以開。特區政府和港交所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開多幾個水喉」讓內地的「水」更容易和有更多渠道流到香港。
專家之言｜鄧希煒：23條立法無損學術交流
23條立法會否影響學術交流？鄧希煒向記者直言，他從專業領域的角度，看不到23條立法會有什麼影響。「因為我都是用數據去研究經濟發展，從公開的數據得出結論。」而在經濟、工商管理的領域，內地與香港的交流也越來越多，並沒有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他說，自己不是專家，但現在仍在諮詢期，希望諮詢期結束後，政府會進一步對立法進行解說。
鄧希煒認為，香港發展成國際教育樞紐，將可帶來一些長遠的經濟效益。
在學術交流的層面，鄧希煒指出香港也有不少發揮空間，可以幫助改善中美關係。在亞洲環球研究所，他們與美國的一些智庫合作，希望吸引更多歐美專家，甚至一些企業的代表來香港和國內看一看，讓他們知道這裏的情況其實沒有在美國聽到的那麼負面。
香港仍是各地升學首選
早前有聲音擔心建設香港成為國際教育樞紐「錢從何來」，認為增收外地學生未必能覆蓋成本。鄧希煒認為，不需要每件事都從經濟成本出發，應着眼長遠經濟效益。特區政府雖然補貼本科教育，但對於非本地生的學費，其實可以研究出一個令收支平衡的方案。而除了本科生，對於碩士和博士生，更不存在需要蝕本辦學的情況。
鄧希煒指出，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來說，香港還是升學的首選。「如果你一定要找一個美國的白人（才叫國際化），那今時今日是比較難的。」但他的MBA課堂上，有印度人、以色列人，也有來自中東、東南亞、日本、韓國的學生，絕對很國際化。
全球經濟發展在亞洲
談到學生選擇來港理由，鄧希煒認為，一是覺得商學院的學習經驗和能得到的人際網絡能幫助學生的事業發展；二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心在亞洲區，香港作為亞洲的中心，選擇香港也是理所當然的。他說，學生畢業後可能未必在香港工作，但因為香港的地理優勢，學生可以很容易地到內地、東南亞，甚至中東發展。
鄧希煒成長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到美國留學又留下任教，2019年回流港大。他說，在美國求學和任教的經歷給了他另一個角度的視野，而回流後他也感受到，香港的研究環境越來越好，學術交流也增加了。就他所見在經管學院，平均研究水平變高了，有經驗、在頂尖期刊發表過文章的教授人數也變多了。因為人才聚集，研究的氛圍也變得更好。
所謂的「中國崛起頂峰論」甚囂塵上，但鄧希煒認為，中國經濟能實現5%左右的成長實屬難得。「現在印度吸引了很多注意，它的經濟增長平均大概是6%，但印度的人均GDP大概是2500美元，不到中國的1/4。所以你說印度的6%增長和中國的5%增長，哪個更好？」
國家要保持經濟增長，創新、發展和強化內需是重要的法門，並可為香港帶來機遇。
鄧希煒說，中國經濟從1978年到現在，持續的高速發展已經超過30年，現在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了12000美元。「但是中長期來看，不應該期望中國一直以7%、8%的速度發展，這樣也是不健康的。」他指出，在經濟學裏，有一個「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收入到了這個水平，就很難再高速發展下去，典型的例子有馬來西亞、泰國，或者其他一些南美洲的國家，人均GDP到了12000美元附近，增長都出現了放緩，甚至還有下降。
「所以你會聽到國家領導人說要高質量發展。中國要實現高速發展、保持高質量發展，同時實現共同富裕的話，其實要依靠創新、發展和強化內需。這些都是長期以來一直都想解決的、但在未來也還要繼續解決的問題。」而短期內中國經濟面對的重要風險，鄧希煒指包括地緣政治、地方債、房地產等。他說，中央政府和人民銀行也還有空間支持經濟復甦，例如降息和增加貨幣供應。「短期我覺得還有可以放水的空間。」
地方債與房地產問題逐步消解
鄧希煒認為，地方債和房地產等問題短期內並沒有什麼靈丹妙藥，能一夜之間解決，但這些問題也許可以隨着時間慢慢消解。「中國金融市場的特色，就是不存在一個嚴重的『金融風暴』或者金融危機的情況，而可以攤長金融市場的壓力。例如債務問題，有兩個做法，或者減少發債，或者隨着GDP慢慢增長，讓債務相對GDP的比例下降。」他指出，如果中國經濟保持5%的增長，那麼自然能實現去槓桿。
而對房地產問題，鄧希煒指出，過去幾年中央政府都非常重視債務問題，過去幾年看到房地產市場疲弱，現在看到房地產市場已經出台了新的支持措施。「三五年之後，我們應該能見到一個相對穩定的房地產市場。這個市場可能更接近新加坡模式，也就是政府提供的住宅單位所佔的比例，比私人市場提供的住宅單位更高。」
發揮所長｜善用「一帶一路」機遇開拓新市場
「我們經常聽到香港的制度實力或者軟實力，包括『一國兩制』、普通法、國際化、穩定的金融市場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國家內部比較突出的優勢。但問題是怎麼可以利用好這些軟實力，去扮演好我們作為中國和其他地方的橋樑角色，這個是值得深思的。」鄧希煒說，香港傳統的國際化可能是與歐美市場掛鈎的，而現在特別是美國，短期內與中國的關係很難會有改善空間，所以香港應該發展一些新的市場。
「一國兩制」、普通法、國際化、穩定的金融市場等，都是香港擁有的優勢。
「我看到特首和有關官員組織了考察團去中東、去東盟，也有民間自己去的。國際化的方向，或者說聯繫的方向一時三刻要轉變是很難的，但假以時日，可能在未來幾年，我們可以看到更多香港與這些市場的互動，也能強化國家與這些市場的互動。」對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市場，鄧希煒認為，香港可以提供專業服務，幫助他們投融資、保護知識產權、提供法律援助。
對於中東市場，由於離歐洲很近，因此很多歐洲的專業服務已經「飲了頭啖湯」，有先行優勢。他認為中東市場對香港的機遇主要體現在資金方面。中東市場資金充裕，出於分散投資的需要，這些市場對大灣區的科技企業非常感興趣，香港可以作為橋樑，引入這些資金投資大灣區的新科技和新工業發展。而反過來，香港也可以利用國內資金和技術，幫助中東國家的經濟轉型和產業多元化。
施政報告提出要發展「總部經濟」，鄧希煒指出，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總部經濟，但由於地緣政治，歐美、特別是美國公司的總部走了一部分，有的可能去了新加坡，也有去了國內。「特區政府，特別是特首再次提出這個『總部經濟』的政策，應該是希望能協助總部經濟本身方向的轉變。」
兩地「雙總部」優勢互補
「我覺得你要留住一些對香港的前景已經失去信心的公司是很難的，因為這是他們一廂情願的看法。特別是美國的公司可能未必覺得特區政府做得不好，而是覺得美國政府給他們很大壓力，希望他們離開香港。這些我們是改變不了的，改變不了美國政府要怎麼做。」鄧希煒認為，要繼續發展總部經濟，香港應該吸引一些不同國家、不同產業的企業來港設立總部。
「因為中美的角力，全球科技就出現了『一球兩制』，一個地球、兩個制度的現象。在亞洲，特別是中國為首這邊，其實有很多科技企業、新工業企業都需要融資，那麼香港的優勢就可以吸引他們來香港設立一個亞洲甚至全球的總部。也有人提出可以有『雙總部』的合作，也就是生產研發的總部留在大灣區，特別是在深圳，但面向世界，特別是融資、銷售和出口的部分設在香港，這也是值得關注的。」
（來源：大公報A7：要聞 2024/02/23）
